文化建设：让国家创新体系从根上成长起来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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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文化建设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，“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”。从字面看，这一提法与近年相关文献的提法无异。但是，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不能孤立困守于文化领域，要放眼当下国家发展面临的“两个大局”。

正是基于“两个大局”，全会同时提出，“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，加快建设科技强国”。国家确立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文化建设当然应该聚焦于此。

原文 ：《文化建设应聚焦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》

作者 |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    黄力之

图片 | 网络

从欧洲经验看文化如何助力科技创新

表面上看，文化与科技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，但是，必须知道，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，加快建设科技强国，这不是出于主观意愿或者加大投入就能达到之事，必须探寻其客观规律。从文明史来看，以欧洲的发展而论，存在着以文化行为助力创新思维、创新环境的形成的规律性现象。而且，由于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欧洲，首先表现为科技创新的落后，使得西方列强凭借现代科技及工业支撑的“船坚炮利”击败中国，因此，认真研究欧洲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。

在欧洲现代性发生、发展过程中，文化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。现代性发生之前，欧洲经历了中世纪或中古时代，被认为是“黑暗时代”(The Dark Ages)。后世学者在描述中世纪时，少不了使用黑暗、愚昧、落后等词，其主要表现就是基督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压制。英国学者贝内特在《英国庄园生活：1150—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》中揭示出：“教会是如此恐惧理性，以至于总是尽其可能地压制自由探索：甚至像罗杰·培根这样富于独创性的伟大思想家，也不得不终生反抗其教会上级对他的压制。绝大多数人，思维不那么健全，也缺乏求索精神，终生过着没有反省的生活，也就几乎意识不到教会信条的窒息性影响。他们利用世上的无知去灌输信徒，意识不到那些会威胁他们自身存在的先进思想与知识的气息。”由于思想不容于教会，罗杰·培根曾被赶出大学讲坛，幽禁于巴黎寺院达十年之久。被释放后，又因为攻击了神学家被列为异端而再度入狱十四年。

中世纪的教育几乎全部为教会所垄断，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奉行禁欲主义，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残酷的体罚。据此，恩格斯曾经指出：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，它把古代文明、古代哲学、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，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。所谓“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”，就是指盲目信仰大于一切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方面是教士阶层的贪腐昏庸暴露出来，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力量及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,那就是城市、市民、商业、商人及他们的思想。教会的神圣性逐渐消退，到中世纪的后期，教会的统治已陷入合法性危机。文化创新的要求日益迫近。

1517年，马丁·路德发表了著名的《九十五条论纲》，尖锐地抨击教皇在德国销售赎罪券的行径，受到了市民与萨克森选侯的支持，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教廷风潮。关于马丁·路德的改革，海涅在1833年《论浪漫派》中写道，有了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，基督教里开始允许进行自由研究，人们的精神才从权威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，这样，自由研究才能在德国扎下深根，科学才得以独立发展。

基督教那块把人心遮得严严实实的篷布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这样，随着一种精神控制特征文化的衰落，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化——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文化不断成长起来，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系列创新文化产品，而后才有了科技创新浪潮的出现。如所周知，17世纪是英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：牛顿发明了微积分，建立了非线性方程，提出了宇宙经典学说，万有引力与光色散现象；1675年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建立，哈雷发现了月球运动和彗星；胡克发现胡克定律，发明了显微镜；波义耳建立了化学元素说；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；塞维利发明无活塞式的蒸汽机；等等。

为什么英国科技会在17世纪大爆发呢？罗伯特·金·默顿在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、技术与社会》一书中，得出的结论是，“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”。所谓“文化土壤”就是指鼓励创新，至少是容忍创新，或者是不追究创新者责任的文化环境，当然，还必须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。这都来自欧洲大陆文化创新的影响。

艰难的中国文化创新之路

而在中国，延续已久的传统教育方式是，儿童5岁或6岁就要读自己既不懂也不爱的书——圣贤的经典著作，从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到四书五经，一路读下去，最后练八股文、试帖诗，晚清时期天津报纸称：“四书五经读毕，问其如何讲解，茫然不知也。……问中外之大势，家国之情形，则懵然不晓也；问以天文地理之事，亚欧非澳之名，漠然不知所对也。如此教法，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！”可见，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培养标准化的个体，人人按圣人之思维而思维，任何越雷池之举动都是不许可的。民智不开，何来创新呢？

从文本上说，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有创新之论，《周易》中就有过“与时偕行”的思想，儒家思想中亦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之说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“不法其故”“不循其礼”“三代不同礼”的思想。以文学而论，明人袁宏道说，“秦汉而学六经，岂复有秦汉之文？盛唐而学汉魏，岂复有盛唐之诗？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”。这些说法都透露出中国传统中的创新诉求。事实上，在某些时间段，中国的文化创新也会出现爆发性冲动。毛泽东晚年谈及魏晋文化现象，就揭示过这种创新文化的爆发：

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，思想界死气沉沉。武帝以后，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、大政治家、大思想家？到东汉末年，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，建安、三国，出了多少军事家、政治家啊!连苏轼自己在他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也说：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!”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，道家、佛家各家的思想，都得到了发展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、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很有名。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，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。正因为思想解放，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、作家。

但是，由于中国文化长期的封闭性，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维持稳定的需要，中国文化的创新诉求未能以常态形式而不断飞跃，僵化保守的思维惯性依托统治力量而长期延续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《全球通史》中一方面承认中华文化的价值，另一方面认为，中国的传统文化“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。最终，导致了处处顺从、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，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。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展造纸、印刷、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，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”。确实，中国的四大发明未能引导中国发生现代科技革命，让后人在骄傲之余感到遗憾。

由于认识到惟有文化创新才可以解决中国发展滞后的问题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最大的文化事件发生了。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彻底反思中华文化的历史惰性，另一方面睁开眼睛面向世界，向西方寻求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式样。由于这一创新，持续近两千年的思想专断的局面被打破了，中国精神第一次以创新作为自己的主题。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，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，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，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”。我们必须注意的是，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中，中国精神的主动性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域外思想带来的，而马克思主义自身亦是欧洲启蒙思潮摆脱中世纪的思想桎梏、开启现代性的重要逻辑环节，也可以说是文化创新的逻辑结果。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是文化创新的结果，其进入中国并引导中国的现代化亦是文化创新的成果。

当下文化创新可从文艺和教育入手

改革开放与文化创新也存在必然联系。邓小平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，面对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“两个凡是”，他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，号召要“打破精神枷锁，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”。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更是强调：一个党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，思想僵化，迷信盛行，那它就不能前进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，就要亡党亡国。

在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文化创新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。由于创作思想的解放，一系列文学艺术作品传递出时代的最强音，改革创新、大胆地试、大胆地闯成为各个领域的最强音，成为社会发展的大潮流。正是因为改革创新，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，科学技术上了新台阶，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。

今天，中国崛起已是全球确认的事实。崛起当然包括科学技术的成就，中国已经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。但是，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的事实看，中国科技实力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学习力之强大无可争辩，短板和差距主要在创新力方面。五中全会由此提出“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”，说明创新的问题在中国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问题，特别是在面对美国的遏制时，创新可以说是生死存亡之关键。

当此之际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：尽管文化创新不能直接转化为科技创新，但文化创新对于科技创新氛围的形成，对于科技人才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。具体地说，文化创新领域主要有两个，一是文学艺术，一是国民教育。在文学艺术领域，要进一步落实党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，形成宽松的创新生态环境，要允许探索新方法、新风格，对作品不要求全责备，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同在，只要不存在违法现象，就不要动辄禁止。

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要尊重文化产业的规律。如果文化生产的态势是创新而不是保守僵化，必将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大胆创新、勇于创新、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，当然也有利于科技创新思维方式的培育。

在国民教育领域，要弱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标准化要求；要改革教学方式，增加讨论式教学模式，让学生有更多的主动参与；要爱惜与鼓励学生的好奇心、探索精神、差异化思维，给非标准化人才以生存空间，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应试机器。长此以往，国家创新体系才会从根上成长起来。
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1期第3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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